现实主义者的性格特征【实现现实主义的再书写】

来源:公文书信 发布时间:2019-09-03 05:01:43 点击:

  刘 涛,1982年生,山东胶州人,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,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,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、现、当代思想史、文学史等。已出版《当下消息》《统三通:一种文学史实验》《晚清民初“个人——家——国——天下”体系之变》等着作,发表论文一百余篇。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。
  丰富的阅历是宋长江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,他曾浮沉于社会的上上下下,对各个层面、诸多领域皆有深入的接触与了解。宋长江曾说:“丰富的生活底蕴,为我的写作起到了取之不尽的源泉。坐到电脑前,有写不尽的感觉。”宋长江作为职业文学编辑,加之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,于文学作品、文学潮流见多识广,于文学现场了然于胸。他曾自述“作为职业编辑,写小说往往眼高手低,喜欢变换手法写作。愿意标榜自己写的小说是‘我的’。”“眼高”是因为披览多矣,故能眼界、品位高;“手低”则是谦虚的说法。
  按诸年龄和经历,宋长江应是知青一代作家,他也写过一些类似伤痕文学的小说,譬如《灵魂有影》《关于陈中成失踪经历的三次陈述》《月光下的青苹果》等,但他未搭上知青文学、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的列车,所以在当时未能成名。如此亦好,宋长江可以大器晚成,近几年他表现出极佳的创作状态,佳作不断,为文坛瞩目。
  宋长江的小说光谱虽然长且广,但其道一以贯之,他写的是1990年以来的中国,他以小说展现了当下各种人的情况。通过宋长江的描写,一方面能够见出当下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,另一方面见微知着,可以了解中国当前的状况。宋长江的时代不在1980年代,而在1990年代之后;他的创作高峰在2010年前后,但所写的却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新变化和新问题。
  按主题划分,宋长江的小说有两大类。一是描述1980年代或之前的时代,这类作品较少,亦非其长也;二是描述1990年代,尤其是当下的生活。宋长江之所以成为宋长江主要是因为这一类作品。第二类作品,就主题而言又可分为三大类:一、描写官场,展示官场生态、官场斗争与官商勾结等问题;二、描写城市中产者,展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;三、底层书写,写城市底层、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故事,展现他们的辛酸经历。
  尽管宋长江偶尔也会追求叙事方式的新颖与叙事实验,偶尔也用意识流等先锋手法,但其小说属于现实主义,只是实实在在地叙述,鲜有花里胡哨的形式;其文字亦简约质朴,准确达意即可。
  一、对1980年代以及之前的书写
  宋长江经历过“文革”、上山下乡等运动,对这段历史有着切身感受与体会,这亦是其重要的创作资源。1980年代,反思、批判“革命”时期成为主流,一大批作家借经历言之,由此成名。彼时,这是全社会的共识,故易引起共鸣。今日若写此,虽亦会有读者,但只是怀旧,范围已小,难以再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;因为时代已变,时代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变化。
  宋长江的这一类作品较少,亦有两种情况,或写于1980年前后,或作于2000年之后。二者虽然题材近似,但毕竟已然不同。作于1980年代前后的小说,有着那个时代的特点;作于2000年前后的小说,风貌已经迥异。
  1979年,宋长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灵魂有影》,这是典型的“伤痕文学”。2003年,宋长江发表了《关于陈中成失踪经历的三次陈述》(《满族文学》第5期),小说写“革命”时期的故事。这篇小说在宋长江的诸多作品中,颇为突出。小说或受《罗生门》《英雄》等启发,因为叙述者或因有利害关系,或因有程度的差别,故对同一件事的叙述会有所不同。宋长江不是写同一事件同一时间,由于叙述者不同,因此故事风貌不同;他写同一事件由于不同的时间进行叙述,故事不同。如小说之题所示,作者写“陈中成失踪经历的三次陈述”:第一次陈述,时在1948年;第二次陈述,时在1968年;第三次陈述,时在1998年。福柯有一句话颇有见地,“关键不在于神话讲述了什么,而在于讲述神话的时间”,因为世易时移,故事的叙述、意义等会产生变化。陈中成失踪确有其事,但讲述时间不同,故内容亦会不同,因为讲述者会根据时代的变迁有所虚构,有所遮掩,有所强化。1948年是一个关键时刻,乃解放前夕,其时叙述此事会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改编;1968年亦是关键时刻,“文革”爆发,此时亦会根据时代情况,遮遮掩掩;1998年,陈中成人之将死,已无顾虑,其言也善,才道出事情真相。通过对陈中成失踪的三次叙述,一方面见出了陈中成个人的性格、情况和处境等,也见出时代的变迁。
  中篇小说《月光下的青苹果》(《岁月》2010年第4期)写知青生活,但已与知青小说迥然不同。譬如,梁晓声的《雪城》巨细无遗地描写知青乡下及回城生活,其中满怀悲愤、控诉的情绪;姜戎的《狼图腾》虽亦写知青生活,控诉之情消失殆尽,作者另有怀抱,因为时隔已久,昔年所经受的坎坷与委屈已经逐渐淡化。《月光下的青苹果》亦属此类,因为是回忆知青生活之作,已经没有了控诉、悲愤,不是责他,而是责己,小说充满了自责与忏悔。“我”故地重游,发现物非人亦非,昔年插队处的苹果园已被桃树林取代,于是“我”回忆起插队时期的往事。《月光下的青苹果》共分三篇:上篇是“董旗花失踪,让我备受思想和生理上的煎熬”;中篇是“范大拿被捕,让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灵魂的模样”;下篇是“吕当然窥视,让我经历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洗礼”。三篇皆与“我”有关,上篇写“我”生理的煎熬,写了青年时代的单相思;中篇与下篇写“我”的心理状态,皆是“我”悔。“看到了自己灵魂的模样”“经历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洗礼”云云未必是当年当事人的感受,而是回忆往事之时的感受。控诉是外求,有推卸责任之嫌;忏悔是内求,乃是主动承担责任。
  上述二例,无疑可探窥出作者在处理题材上的创作理念开始深化,而非为回忆而回忆,为故事而故事。
  二、官场生态
  官乃是社会中坚力量,对社会负有管理和教育之责。社会由官场可以井然有序,但若官场不振,社会亦会因之受损。相较于其他领域,官场运作相对隐蔽,故易引起大众的好奇和窥视欲。君不见,今日北京故宫、南京总统府游客盈门,非为建筑、文化而去,而为窥视皇家和总统内部生活而已。因此,官场小说从晚清以来一直流行至今,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孽海花》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《国画》《二号首长》等作品绵延不绝。   宋长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,对于官场内外应有较深的体会,故笔往往涉此,其《城外广场》《柔软》《鱼饵飞翔》《传闻人物》《四月恍惚》《温泉欲》《后七年之痒》《绝当》等皆与官场有关。或许,写官场禁忌颇多,作者难以放开手脚,故事不能舒展,想法不能明确表达,故这一类小说略逊于其写底层人物的小说。
  宋长江描写官场的小说可分为三类。第一类侧面描写官场,旁敲侧击,从外围深入内部。他曾言及写官场小说的路子,说:“我所选择的角度,尽可能避开正面描述,而是写官场腐败所影响到的人,他可能不是官员,他可能并不存在腐败问题,通过这个人的生活,你却能感受到官场上的血腥。”如此结构,原因或为:一、官场生态过于敏感,不可轻易碰触;二、从侧面入手,或能做到出奇制胜,以小见大,以微见着。第二类正面写官场,直接描写官场内部的权力斗争、官商之间的结合等不良现象。第三类正面与侧面描写相结合,之后两条线索巧妙回合。
  《城外广场》《柔软》《鱼儿飞翔》等属于第一类。《城外广场》(《延安文学》2010年第5期)旁敲侧击,这不是一个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,而是通过婚外恋写官场。张光志处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:与张露离婚,与吴丽娜结婚。吴丽娜家世显赫,曾因一句话而使张光志升迁。张光志由于爱慕吴丽娜,更因为希望继续升迁,于是和发妻摊牌,但吴丽娜却又忽然反悔。“城外广场”这一意象颇好,似无意亦似有意。城外的广场宽阔,久处其中,心胸会开阔;城内逼仄,犹如官场,久处其间,心易生出污垢,亦会变得狭隘。《柔软》(《百花洲》2012年第3期)颇似先锋文学,由这篇小说可知宋长江曾受过1980年代文学观念的洗礼。这篇小说写吴韧的梦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由梦可知现实,由现实可知梦。小说在看似毫无逻辑的梦中交代了前因后果:吴韧与米吉是夫妇,但米吉被奸商看中,夫妇二人遂陷入奸商贪官的网络之中,吴韧升迁,然而提心吊胆,夜不成寐。《柔软》的先锋实验不仅是流于形式,而能与内容恰切结合,呈现了吴韧近乎迷狂的精神状态。《鱼饵飞翔》(《长江文艺》2010年第6期)通过家庭生活写官场,包冬升迁不得,陷入苦闷,其妻殷蓓蓓让他钓鱼,于是包冬逐渐超脱,定力亦日增。但单位又有新变化,包冬已死之心复燃,于是积极运作,努力争取,但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“鱼饵飞翔”这个意象非常好,一语双关,升迁好比饵,吴韧们则好比鱼。
  《温泉欲》(《江南》2012年第1期、《小说月报增刊》2012年第2期)属于正面写官场的中篇小说,写了乡镇小官场的复杂关系。康泉芳四十岁之际忽然从县发改委副主任被调整为温泉镇镇委书记,受命于危难之际,但那里是烂摊子,矛盾重重,前任书记死于非命,案件悬而未决。小说所描写的故事非常精彩,疑点重重,引人入胜。康泉芳斗智斗勇,拍苍蝇,打老虎,逐渐摸清了底细,但她所面临的困境也越大。眼看小说情结难以收场,作者忽出奇招,康泉芳的死对头、具有“黑社会”背景的季四竟成了其同父异母兄弟,此后小说急转直下,换了格局。康泉芳因季四的点拨,很快理顺了镇与县及省市官网背后的关系。由于意外破了前任镇书记死亡真相,康泉芳迅速升迁为临市纪委书记。小说结局出人意料之外,康泉芳升迁背后的力量隐而不见,让人寒栗。
  中篇小说《传闻人物》(《章回小说》2010年第3期)正面写国企转制前后,县长、国企领导、私企老板、县长秘书、下岗职工等人各色心态。县长秦都辉一直以正面形象工作和生活着。下岗女工梁丽因为丈夫车祸瘫痪,家庭困难,秦都辉示意下属给安排到私营商城工作,做了清洁工,后商城领导得知其县长背景,不久就将她提拔到副总的岗位,以获未知的利益。加之社会上疯传秦县长在多家国企转制中得到了好处,秦都辉可谓“内外交困”。不过,他因内心无愧,而泰然处之,甚至任之传之。可因他儿子出国留学,一个曾受惠的私营老板“移居”国外后,从报答秦县长的角度,擅自以“借”的形式将资助款打入其儿子的账号,秦县长为这个说不清道不明、不宜公开的秘密,为不使自己留有污点,他不惜借钱,暗自千方百计要将这笔款还给那位老板,就在尚未还到位之际,他被纪委找去谈话,小小县城顿时风起云涌,传闻甚嚣。如此,他被找去谈话的一整天里,他也能据势应对。半夜,他被放回。妻子问,他们问了那笔钱了吗?他告诉妻子,他们尚未掌握,所以,他也没如实交代。但,这无疑是块心病。他甚至自问,在纪委面前未交代,是不是错过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?是不是犯了个错误?这部小说触及生活面广,对很多群体作了描述。
  《绝当》(《江南》2011年第4期、《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8期、《小说月报》2011年第9期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《21世纪年度小说选·2011中篇小说》)写了古长风的发家秘史,从古长风出狱这一临界点开始写,经过十多年的奋斗,白手起家,终于成为千万富翁。《绝当》也穿插了古长风的情感生活和心灵世界,写他对前妻和女儿的思念,写他和谢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。古长风的发家史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素:钱与权,钱在小说中由马光体现,他是“助理行长兼办公室主任”,是古长风典当公司的股东;权由季卫良体现,他是“市政府秘书长,兼任财政局局长”,是古长风的靠山。古长风在二人的荫庇之下游刃有余,他的原始积累在马光的“帮助”之下完成,他的“圈地运动”则是在季卫良的“指点”之下完成。这篇小说通过古长风的发家秘史触及到极其敏感的问题:资本家如何才能成为资本家,资本家如何成功实现了其的“圈地运动”?《绝当》给出的答案是:资本积累是在钱与权力的勾结中完成的,这并非完全是正常的市场运作,也并非单纯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控。古长风奉行“智者借力而行”,他所借之力就是资本和权力,尤其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。这部小说,是正面和侧面结合描写官场比较成功的范例。
  三、城市中产者的情况
  宋长江描写城市中产者的作品较多,譬如《东北水饺》《婚姻空白期》《谁家有小孩呀赶快出来玩吧》《素装》《再见猫女》等。宋长江对他们的描述不是关注其物质生活的困境,而是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、夫妻关系、心态等问题。通过宋长江的小说,可以了解东北城市平民的状态,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,他们在想什么,他们的婚姻状态如何。   《东北水饺》《婚姻空白期》《素装》《再见猫女》等主要写夫妻之间的情感,老夫老妻难免彼此厌倦,或者出轨,甚至离婚。宋长江对他们的心理把握非常准确,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的描写也极到位。《东北水饺》(《山东文学》2006年第9期)是一个“娜拉出走”的故事。这个“娜拉”已为人母,她是被动“离家出走”,在儿子的帮助之下自立,走出了家庭小格局。小说写了老夫老妻之间寡淡的生活,丈夫强势,妻子弱势而多疑,儿子在外地读大学,婚姻处于崩溃边缘。“娜拉”出走,是由儿子促成,儿子以吃饭不习惯为由,让母亲远赴四川,在学校边上开了一家东北饺子店。妻子在家,家难以维持;妻子离家,自强自立。家庭或许得到了维持和夫妻间各自的反省。《婚姻空白期》(《清明》2011年第2期)如题所示,写郝青的“婚姻空白期”,“空白”云云谓前段婚姻已去,后段婚姻未来。郝青刚刚离婚,面临抉择,或复婚,或另觅新人,她身边环绕着几个有意者,于是一时挑花了眼睛。而丈夫在离婚之后,却意外得到了在郝青看来不可能得到的女人。小说对离婚后女子心态、生活、情感状态的描写非常到位。《素装》(《芒种》2009年第5期)写夫妻周末各自的事与心事,但也不至于同床异梦。丈夫是老师,周末应邀去单亲学生家吃饭,为其营造家庭氛围,他的心情波澜起伏,但未失礼;妻子是中学副校长,希望扶正,周末去度假村会教育局长。淡淡的氛围,弥漫开来的各自思绪,真实地体现了当下人的精神状态。《再见猫女》(《辽河》2011年第8期)写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。高力是有妇之夫,但与猫女产生情感纠葛,为了保全家庭,不得已辞掉工作,逃到上海,和猫女五年未见面。因为母亲病重,高力再次回家,纠结于是否要与猫女再见。小说对高力游移不定的心态、欲见不见的心态描写非常到位,对猫女的描写也十分到位,此前性情温柔,五年之后则大变,甚至判若两人。这大概就是婚外恋的“一种”现实写照吧。
  《谁家有小孩呀赶快出来玩吧》(《广州文艺》2012年第3期、《小说月报》2012年第5期)亦是佳作,写活了住进高楼中老固的心态,题目“谁家有小孩呀赶快出来玩吧”道出了憋屈、急切的心情。老固因为拆迁住进楼房,因为久住平房,生活习惯、空间感受等一时难以适应,于是备感憋屈,心情抑郁。写房子问题的作品极多,譬如六六的《蜗居》等,但六六主要写大城市中的青年人面对购房的巨大压力,《谁家有小孩呀赶快出来玩吧》则另辟蹊径,写老年人未住进楼房之前渴盼、住进楼房之后不适。作者表达了居住环境改善后,人文关怀不可缺失的诉求。
  四、底层书写
  1990年代以来,国企改革、“三农”问题等日益突出。文学对此有积极的反应。2004年,兴起“底层文学”,通过文学表现下岗工人、农民及农民工问题,涌现出大量佳作。宋长江生长于东北,那里是新中国老工业基地,号称“新中国的长子”。然而1990年代以来,国企改革等对东北冲击尤为严重,下岗问题非常严重,宋长江身在东北,又有企业管理之经历,对此问题应有较深的体会。
  底层书写也是宋长江创作的重头戏,就题材而言,其作品又可三分。一是表现城市底层市民生活,譬如《拉线开关》《狗屁的老费》等;二是表现城市下岗工人状况,譬如《丢失的尾巴》、《等待肯德基》等;三是表现进城农民状况,譬如《无限债务》《寻找康小庄》《说瞎话》等。宋长江可以同时写几类人物,但我觉得底层书写最具有代表性,最为优秀,其中佳作最多。
  城市平民虽然房屋无虞,不至于流离失所,但亦有各种各样的难处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《拉线开关》(《鸭绿江》2009年第8期)是非常优秀的作品,在宋长江的作品中是上乘之作。“拉线开关”是神来之笔的意象,好比小说中的那个家庭,拉线开关已断,故陷入黑暗之中。邢昌礼丧妻,儿子邢军伤人入狱,妻子病亡,昔日幸福之家灰飞烟灭。邢军刑满归来,但却前途渺茫,亦无婚姻可谈,故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对门的女人迫于生计,虽然接客,但却心地善良,曾照顾病中的邢昌礼,且能“思无邪”。女人引起了老邢心理波动,其压抑了的力比多在内心涌动。小邢为对门女人修好线路之后,回家所说的一句话“爸,隔门女人家挺干净”,可谓点睛之笔,虽言室内卫生,但却道出了内心感受。中篇小说《狗屁的老费》(《星火》2007年第1期)亦是佳作。“狗屁的”宜乎形容底层市民,他们似乎一无是处,无权无势,无钱无人脉,只是随风飘逝的“狗屁”。老费离婚,前妻嫁给某老板,他流落在某小区作清洁工,因为拾金不昧与神秘女人相好,且得到她的帮助。女儿偷窃入狱,老费手忙脚乱,之后与前妻同去看望女儿,在二人的努力之下女儿终于出狱。小说对老费和前妻同宿于旅店的描写极其精彩,写出了二者复杂的心态。
  《丢失的尾巴》(《鸭绿江》2007年第6期)极好,可谓宋长江的代表作,小说写了父子两代工人的情况,见出了时代的变迁,也见出工人在今天的处境。父亲是劳模,为工厂鞠躬尽瘁,改制之后,工人被甩掉,医疗费无处报销,哭告无门,然而老劳模却能无怨气,体现了老一代工人的风采。儿子老二是有“尾巴”的人,“尾巴”有混混、咋咋呼呼、玩世不恭之意,“丢失的尾巴”意味这种劲没有了,迫于压力,只好夹起尾巴做人,小心翼翼。父亲住院没钱,老二欲再度翘起尾巴,却发现尾巴已无,有“尾巴”的感觉已经悄然丧失。儿子老大本来老实巴交,为人谨慎,为工厂兢兢业业,可是也被甩掉。老大迫于生计和家庭压力,离家出走,再度回来之际,却有了“尾巴”。本来有尾巴的丢失了尾巴,本来没有尾巴的却长出了尾巴。原因者何?困境。怎么造成的困境?企业改制。曹征路的《那儿》很好地展现了下岗工人的困境,让人触目惊心;《丢失的尾巴》展现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的困境,另有新境。《丢失的尾巴》中描写父亲生病恰在过年之时,过年应该欢乐祥和,扰此者会被认为是罪恶的。譬如《白毛女》为展现阶级斗争之残酷,加深对地主阶级的仇恨,会选择年夜之际结构故事。《丢失的尾巴》亦选择在过年之际,下岗工人的年,冷清、凄惨,没有欢乐和祥和之气,亲人离散,不能团聚。
  《说瞎话》、《寻找康小庄》、《无限债务》等写农民工,这一类小说略显雷同,往往有一个“寻夫”的故事,丈夫进城打工,或已变心,或据说已经变心,于是妻子或女友进城寻找。通过“寻夫”一方面展现妻子在乡下的情况,也展现丈夫在城里的情况。《说瞎话》(《章回小说》2010年第8期)写进城务工者大奎和乡下妻子喜枝的故事。小说对留守妇女喜枝的描写极其到位,展现了她生活上、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困境。大奎带喜枝进城,住进了来路不明的大房子,但毕竟空欢喜一场,及至晚饭回来,发现房子已经被查封。小说情节显得荒诞,应了题目“说瞎话”。《寻找康小庄》(《海燕》2011年第6期)写进城务工者康小庄负心的故事,他进城在快递公司工作,但心渐野,被女老板刘燕赏识,逐渐厌弃乡下的恋人小秋,过年亦不归乡。小秋情急之下,进城寻他,如题所示“寻找康小庄”,但康小庄避而不见,后来终于见面,却是分手的结局。中篇小说《无限债务》(《时代文学》2012年第9期)写进城务工者的生活、精神、婚姻状况。樊鬼子进城务工,逐渐发达,由打工者变为小包工头,但是也陷入“无限债务”之中,别人欠他,他欠别人,无限循环。其妻山玉听说樊鬼子在城里“絮窝”,进城寻夫,一方面卷入情感争斗,另一方面也卷入他的债务当中。《无限债务》对小包工头的描写非常精彩,他们的生活、精神状态等皆惟妙惟肖。《说瞎话》所描写的“絮窝”只是传说,并未坐实;《无限债务》非但已经坐实,而且描写得极其残酷。这三篇小说题材虽然雷同,事例表现上却各有千秋,细微之处,无不体现出宋长江丰厚的生活底蕴所给予他创作上的馈赠。
  责任编辑 陈昌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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